妇女在拉根尼流于放纵，由来已久，这些渊源是可以追溯的。他们同阿尔咯斯人、同麦西尼亚人、同阿卡地亚人先后作战，男子们多年出征。他们本来是健儿，经过一生战斗，在行伍中养成了若干良好（服从）的德性。等到战罢回乡，怀抱着息影
1战神和爱神为偶可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lucretius，de
reruatura）卷一31—4０。希腊古诗中，如希西沃图：《神谱》93、宾达尔：《璧西亚节颂》（pythionikae）
iv15、埃斯契卢剧本《反忒拜七英雄》（aeschylus，sept。
c
theb）
，都两神并举。
2事见色诺芬：《希腊史》（helenica）卷六章五28；普鲁塔克：《阿偈雪劳传》（agesilaus）
31。
斯巴达强盛时，战争都在敌国境内进行，妇女没有习见战斗，及忒拜军侵入，遂慌张叫闹，扰乱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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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的愿望，就乐于遵守立法家1的安排。
［但那些家居的妇女们却并没有在国外战争期间培养好同样守法的精神。
］据说莱喀古士也的确曾经想把妇女纳于他的法律的约束之下，但由于她们群起反对，莱喀古士就放弃了这个企图2。
从这些经过中可以见到斯巴达妇女的失德是自取其咎，我们现在所以重提这些经过，只是为了说明一桩事情的是非，并不是想根究这种错误是谁的［历史］责任。
上面已经说明，对于妇女的纵容，不仅直接养成她们的放逸习性而使全邦的政治结构陷于失调，而且又间接培育了贪婪这一恶德。因此我们在这里就须提出拉栖第蒙贫富不均的问题来加以评论。那里，有些人家产甚巨，而另些人则颇为寒酸，从而土地渐渐为少数人所兼并。在这方面斯巴达的法制是有缺点的。立法者规定每一公民所有的土地都不得作任何卖买，这当然不错；但他同时又许可各人凭自己意愿将财产给予或遗传于任何个人——这在长期以后就形成全邦的财产不均，恰好和自由兼并的结果相同。事实上全邦五分之
1本章所说斯巴达“立法家”
（创制者）
，有人说是莱喀古士，有人说是色奥庞波。此处当为莱喀古士。依此，莱喀古士创制斯巴达律（“口传约章”）当在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之后，即公元前723年之后。但亚氏说莱喀古士为斯巴达王子嘉里劳的师保，则按照一般编年应该在公元前88０年之际（参看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14）。
2参看柏拉图：《法律篇》78０b、7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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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39
二的土地归属于［少数家族和一些］妇女；斯巴达嗣女继承遗产的特别多，而且当地又盛行奁赠的习俗，于是她们成了邦内的大财主。奁赠实际不是良法，最好是不给陪嫁，如果必需要有的话，也应限于少数或某些适当的财物。照斯巴达的法制，一位公民可把继承他产业的女儿嫁给任何或贫或富的男子；倘使在他死前女儿尚未出嫁而遗嘱又未经言明，这个女儿的合法保护人也可以把她嫁给他所选中的任何男子1。
由这种法制所造成的后果是：拉根尼全境原来可以维挤一千五百骑兵和三万重装步兵2，直到近世3，它所有担任战事的公民数已不足一千人了。历史证明了斯巴达财产制度的
1斯巴达制度，父亲可以凭个人意志分配遗产给子女；嫁女也可以凭个人意志为之选婿。因此富家女常被嫁入富家，富家因得奁赠而更富，贫室则不易同富家婚配，或反因陪嫁而更贫。
雅典法规定嗣女的取得遗产者必须在近亲间择配，依长幼亲疏而选婿，不得任意出嫁于无关系的男子。克里特制度，奁赠不得超过遗给诸子各份财产的半数。
斯巴达俗尚盛奁，遂使本家本族常有丧失财产之虞，不利于男子的财产继承。国人遂不重生男而重生女。又，斯巴达律不能支付公共会餐费用者即取消公民资格，男子的穷困者大多因此失籍。亚氏认为这些都是斯巴达户籍中军籍衰减的主要原因（参看《纽校i326—33０注释）。斯巴达在莱喀古士立法初期全邦共九干户，分地九千份，历两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间，份地数还是维持旧谱，以后两世纪兼并渐烈，至公元前第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时，管有田产的公民－战士，只剩约一千五百户了。
2同上文所说希腊各城邦的面积都不足以给养五千个“闲人”
语不相符合。
3指上文忒拜人入侵时期（公元前369—36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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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当1，这个城邦竟然一度战败，不克重振；其衰废的原因就在缺少男子。传说斯巴达往古的列王常常以公民名籍授给外来的人，因此虽然经历长期战争，并不感觉人口的短绌；某一时候的公民数据说确实不少于一万人。
这一记载是否真实，可以不必议论，但这并非良策，如果它要维持这一户口数额，不如设法平衡公民间的财产。可是，斯巴达的立法者，希望族类繁衍，鼓励生育，曾经订有制度，凡已有三子的父亲可免服兵役，要是生有四子，就完全免除城邦的一切负担。鼓励增殖的律令实际上不利于财产的平衡：多子的人家，田地区分得更小，许多公民必然因此日益陷于贫困。
贫富不均问题也牵连到所谓监察会议（监察院）制度的缺点。拉栖第蒙监察官对于城邦重要事务具有决定权力；但他们既然由全体平民中选任，常常有很穷乏的人当选了这个职务，这种人由于急需金钱，就容易开放贿赂之门。这种情
1希腊各史家对于斯巴达的衰落原因持有两说：色诺芬等论斯巴达人违背莱喀古士的旧制，遂趋于贫弱散漫。另一说认为旧制原本有疏失。亚里士多德虽然很尊重莱喀古士，对于他所订财产制度、苛待赫卢太（农奴）和不重视妇女教育数端也认为失当。普鲁塔克：《阿季斯传》（agis）
5，说斯巴达妇女可以凭父意取得奁赠这事，出于公元前第四世纪的监察爱庇太第（epitadeus）
，并非莱喀古士旧制。
《莱喀古士传》28，又说虐待农奴的“挞伐队”也不是莱喀古士所创立的，第14章更明言亚氏所论斯巴达妇女失教由于莱喀古士初制疏漏为不实。普鲁洛克的伪书《拉根尼制度》42，论斯巴达衰落由于背弃成法。似乎普鲁塔克已见到当初两类史实和史论，在上述各篇中有意为莱喀古士辩护而解脱亚氏在《政治学》这书中对他所作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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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近世，就安德罗斯岛事件1说，监察院某些监察官由于受贿，竟然参加祸害本邦的阴谋。这个重要机构还有另一种缺点是它的权力过大，可以专断职务，就是国王也不能不仰承其辞色；因为监察院僭取的权力日见重大，城邦原来的政体，并王室在内，渐趋废坏，拉栖第蒙也遂由贵族（勋阀）政治而转成民主（贫民）政治了。但这里还得承认监察制度的确也尽了团结公民团体、维持宪政的作用。平民有了参加城邦重大事件的均等机会，就使大众能够心满意足；这种效果或出于立法的影响或由于事势的变迁，姑且不论，它总是有益于斯巴达政治的。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2［这种意愿，在斯巴达的各个部分是具备的］：两王满足于这种政体所给予的光荣，勋阀贵族乐意于长老院可以表达各人的意见，各人则可凭其
1安德罗斯岛事外，周伊特解作“有关安德罗斯人的事件”
，纽曼解作“安德罗斯岛事件”。
公元前333年，传闻亚历山大远征军在基利季亚（cilicia）失利，波斯舰队驶至安德罗斯岛和拉根尼附近的雪弗诺（siphnos）
，希腊各城邦企图联合起来共同袭击马其顿军队，反对亚历山大的统治，其时据说有斯巴达某些监察官通情波斯而受其贿赂。但在现存希腊史籍中，对于这种推测，没有发见任何确证（参看格洛忒：《希腊史》［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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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ce］卷十二157页并注）。
耶格尔：《亚里士多德》（jaeger，aristotle）
3００页以下，论《政治学》卷二同卷七卷八相似，均未撇清柏拉图的玄想的影响，认为系亚氏中年初离雅典后在亚索岛上所作。依此节及下章所涉史实而言，则应为晚年在雅典所作。
2以人民的“意愿”为政治组织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任何政体的建立必须得到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而其稳定则必须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