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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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
，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则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由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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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于是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什么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在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1。
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
1作者在这里是对道恩的讽刺。道恩在七年战争中担任奥军司令，作战屡屡失败，结果使腓特烈二世长期占有西里西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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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
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1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０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
1见注23（第一卷第33０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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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０6年增加了一倍。
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都先后仿效了普鲁士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０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
，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186。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
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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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认为可以停止行动，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
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
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