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论述越轨行为时曾指出：正是当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颂扬某种对一般人而言普遍的成功目标，而社会结构又对同一人口中的相当多的人严格地限制了或完全封闭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可靠手段的时期，越轨行为便会随之大量产生。（〔美〕波普诺：《社会学》〔上〕，辽宁人民出版社）
获取必要的食品、衣物、钱财是文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所赞许的行为目标，但在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广大底层民众却缺乏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当他们仅仅靠社会所允可的手段达不到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目标时，他们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手段，因为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这一目标，必须“创造”新的手段，乞丐营生便是底层贫困民众“创造”出的一种谋生手段，尽管这种手段被社会礼俗所排斥，不为社会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所接受，但它仍被创造出来，并被后来者所学习和沿用。这是生存的需要。
这种新的手段就是通过种种方式将乞丐自身的弱者形象、苦难经历、悲惨际遇传达给世人，借以调动人们的同情，进而获得人们的施舍。所谓“路讨”、“行讨”、“苦讨”、“骗讨”便联翩而至，所谓“叫街”、“哀号”、“诉冤”、“脱轴头”、“打单子”、“拉破头”、“吞刀”、“耍蛇”、“装相”、“诈骗”等等作法也系列推出。这些活动、行为、手段、作法已与乞丐者流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成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专属于乞丐的文化要素，当这些专属于乞丐的文化要素进一步繁衍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乞丐文化类型之形成也就为时不远了。
二文化“标定”(1)
一组相关文化要素的产生是亚文化类型形成的前提。而文化要素，诸如行为、活动、立场、态度、规则、产品等从分散的、独立的“元件”演化为彼此关联的、结构稳定的系统，其间应当有一个复杂的重组合成的过程。对于每一种文化体系而言，这一重组合成的过程都是漫长的，形式是潜隐的，我们想弄清楚其中的具体演化过程与机制，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也正是文化研究的难点所在。作为乞丐文化的类型与体系，其形成与发展之过程的探究，困难更多，理论上既无定论可循，史料上也难于确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参照比较分析，通过参照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有关理论，从理论上将乞丐文化类型之形成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因此，我们有关此类问题论述只具有假说的意义，然而假说却是通向科学的一个必经之途。
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简单地说，源于两端，一是社会生活的积累；一是社会文化的“标定”。
首先，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他们长期特定生活实践、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乞丐们的生活经验、生存技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在经年积月的生活历程中逐步形成、定型并加以传承的结果。
乞丐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社会互动中，逐渐摸索创造了一系列专属于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技能、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等文化要素，诸如鹑衣百结、托钵持棍、蓬首垢面的角色形象，沿街讨要、坐地哀号、示人以弱、哭诉苦情、装相作态，以及通过各种曲艺取悦于人的行为方式，街头讲唱、耍蛇吞刀、拉破头皮与刺击手腕、以及贩人售假与采生折割的特殊技能，还有流动不居、家无盖藏、即取即食、无挂无牵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他们在长期的行乞生活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经年积月，天长日久，这些角色形象、行为方式、特殊技能、生活方式就成为与乞丐者流紧密关联的文化要素，成为专属于乞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大相轩轾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最初可能是个体的、零散的，只具有个相文化要素的特征，后经社会传播，这些角色形象、生活技能、行为方式渐为其他成员所效仿沿用，从而被定型化与普遍化，个相的文化要素便演变为共相的文化类型了。此其一。
其次，乞丐文化类型的形成也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乞丐文化的“标定”作用的结果。
按现代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合规范与礼俗要求的越轨行为，这些越轨行为，与其说是社会成员自身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社会对他们的标签作用而促使并强化。“标签”理论认为，越轨并非一个人行为的自由选择，而是社会对一个“违反者”进行评判裁决与惩罚的结果。越轨者即是一个可以对之成功地使用此种标签的人，越轨行为便是人们如此标定的行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所谓“青少年犯罪”、“独行特立者”等等都与社会的外在标定作用有关。社会标签理论包含三个要点：1越轨是社会界定的；2社会控制机构在分派越轨者标签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3一种越轨者标签一旦被使用，它便使个人有了污名,并可能造成一种越轨的身份。
社会主流文化的“标定”作用产生文化隔离机制，乞丐被另类视之，在隔离状态下，乞丐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技艺、态度、观念等等文化要素被进一步强化，当行为成为一种定势、生活成为一种习惯、态度成为一种习性、技艺成为一种专长的时候，零散的文化要素便被组合成特定的文化结构，这种结构也就是文化类型的前身了。
文化类型的形成不仅使乞丐的社会身份日见清晰、角色形象日益鲜明，而且使乞丐的行为逐渐带有专门化的色彩。从文献史籍上看，魏晋六朝以降，乞丐的行为方式已呈现出专门化、技能化的特点，这时的乞丐已不同于先秦时期的乞丐，他们已不再是简单的乞食于路人，或仅凭哀号求乞于他们，而是以各种他人所无的伎俩、技艺为乞讨手段，这些手段五花八门、种类繁杂，如唐代的乞丐，其行乞方式就有如下数种：
(1)利用脚书行乞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记载：“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这是残疾乞丐利用脚书楷字的绝技乞讨。
(2)利用怪胎动物行乞
唐张《朝野佥载》卷五说：“（玄宗）开元年，咯下人牵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即用怪胎动物沿街行乞。
(3)利用木制器械行乞
同书卷六还说：“将作大臣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竟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这是利用木制机械人乞钱，吸引了无数施者。
(4)利用驯鸟乞钱行乞
《太平广记》卷四六二记：“唐魏令为西市丞，养一赤嘴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限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养鸟行乞，也是都市生活的引人景观。
(5)利用歌唱行乞
二文化“标定”(2)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唐代宗大历年间，“有才人张红红者，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乞食。过将军韦青所居，在昭国坊南门里，青于街片牖中闻其歌，即纳为姬”。行艺乞丐利用卖唱乞食，歌声悲哀婉转、低沉郁回，引发人们的怜悯哀叹。
(6)利用炙治医术行乞
“崔炜”条，说唐德宗贞元时，崔炜晚年居南海，“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时逢中元日，当地人集百戏于开元寺前，崔炜见一乞食老妪，在错蹶打翻酒店酒瓮而被老板殴打，算算所损价值仅一文钱，崔炜怜悯乞婆，脱衣替其赔偿。乞婆为答谢崔炜伏义行为，就把自己用艾草炙治敷疣的医术传授给崔炜。可知乞婆是擅长施医行乞的。
(7)利用药鼠符术行乞
唐冯翊子子休撰《桂苑丛谈》说，禧宗末年，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40余岁。“人见其好饮绝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盖自量其得所，人有怜之者，命与之饮，三两杯便止。”杜可均经常到城中西街娱乐酒旗里乞饮，发现鼠坏衣物，即将自己药鼠术符书写于主人，自此鼠踪遂绝，也是一位有药术的乞丐。
(8)利用占卜预言行乞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说：“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因他善预言世事，非常灵验，人们争先施舍于他，每次得到钱帛后，全部用于修道观，并告诉人们寺院不用修(奇.书.网-整.理.提.供)，据说有“拆寺之兆”，果然几年后就发生了“武宗灭佛”之举。显然，上述这些乞丐已不是简简单单的要饭花子，他们的确是在乞求别人的施舍，但是，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技能表演，包括行头的装扮、道具的摆设等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而这类行为、这种方式是其他群体的人们不屑为也不擅为的，这便是乞丐的专长了，这种专长正是乞丐文化类型的要素之一。
除了特殊的技艺、行为方式、角色形象之外，乞丐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信仰、传说，由此构成其文化类型的重要内核。
乞丐的信仰传说主要表现为祖师的信仰与崇拜，这种祖师信仰崇拜是中国古代行业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古代传统行业向有三百六十行之说，而行行皆有祖师的信仰传说，其中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