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差别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人的社会差别则是后天的，是社会分化、劳动分工所导致的。
而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人们生活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差别。当然，自然差别也有相应的影响。
历代所见之乞丐，以老弱居多，以各类伤疾残废（盲、瘸、拐、傻、瘫等）居多，以遭灾的流民居多，即是显例。这样说，并不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上述“鳏寡孤独废疾”之人完全为社会所抛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朝的统治者出于安定社会、收揽民心之目的[奇qisuu.书]，出于“德治”理念的驱使，出于“王道”政治的价值追求，出于粉饰太平的功利目的，总是有一些“善政”出台，用以救济那些因生理缺陷而贫苦无告，无以自存的人。例如，南北朝时有“六疾馆”与“孤独园”，唐代有“悲田院”、“养病坊”，宋代京城有“福田院”，地方上有“居养安济院”，元代有“孤老院”，明代有“养济院”等等。然而，由于历代“鳏寡孤独残”，以及贫苦无告无以自存者人数众多，而朝廷所设置的这些保障机构一则规模小、经费有限；二则因为主事的官吏营私舞弊，故而使“悲田院”、“养病坊”、“福田院”、“养济院”之类的救济机构对于广大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所能起到的保障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了。这样说，并不是小视更不是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机构的正面作用与进步意义，我们只是着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条件下，社会需要保障的人数与社会能够提供的保障，其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举一个例子，明代由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使各种“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都超过了前朝各代，但即使如此，养济院在收养人员的条件、名额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明太祖是养济院的缔造者，1372年5月，他在下令各州县设立孤老院时，曾对收养对象有过规定：“民之孤独残病不能自生者许入院。”1374年8月，再次申令：“各种鳏寡孤独并笃疾之人贫穷无依不能自存者，有司从实取勘，官给衣粮养赡，为居宇以居。”1530年颁行的《大明律》中规定各州县有司收养孤老的对象和条件是：“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者。《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注云：“笃废疾解，见《名例律》。”该书卷1《名例·律老小废疾收赎》条注：“废疾谓一目、折一肢之类，笃疾瞎两目、折两肢之类。”据此，明初确定的养济院收养对象，并不是社会上所有鳏寡孤独笃疾之人，而是其中“贫穷而又无内外亲属倚不能自存者”。（参见《明代养济院研究》，《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洪武至嘉靖年间，明政府对各地养济院收养孤老残疾虽然不限以人数，可是，实际上各地并不能将当地贫老残疾之人尽数收养，真正能够入院的，是很有限的。其入院人数之多寡，与其说是取决于当地贫老残疾人之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当时府、州、县地方官对贫老残疾人之态度。万历年间，迫于财政困难，各地不得不对养济院收养名额加以限制。而这种限制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基础上，而依据地方财政状况来确定的。在此情况下，有些地方就在收养对象、条件上打主意，将不少真正的孤老残疾之人拒之院门之外，甚至让那些年在50之外60之内，无一技之长的瞽目跛足者，令其“乞食度日，待60以上，尽数收养”。同时，由于财力困难，即使能够入院的，其口粮布衣的供给也难以保证。尤其是荒年，社会上大批饥民急待赈济，养济院经费更无保证。可见，养济院对于鳏寡孤独废残者的救助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丧失生活能力或丧失生活可靠来源的人是得不到社会保障机构的惠泽的，他们要生存不去，只有自救互救，乞丐生涯无疑是他们自救的首选方式，而且是最重要的自救手段。由此，在自然差别上处于劣势的那部分老弱病残废疾之人，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低层的那部分贫困无告之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居于末流的那些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且无上进机会的人就成为乞丐队伍涌涌不断的后备军，成为乞丐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而代代不绝，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三差别与不平等(2)
人们在考察当今乞丐群体的人员构成时，发现各类生理缺乏者，老弱病残者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社会化程度较低者仍然是乞丐群体的基本成分。可见，即使文明演进到现代，由社会分化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自然差别仍是滋生乞丐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们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乞丐产生的原因作了初步的探索，历史向我们昭示，乞丐现象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历史现象，贫困，是其产生的首要社会根源，在传统社会中，又因种种天灾人祸而加剧，加之社会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差别及不平等更使乞丐现象得以强化和延续，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乞丐现象遂成为一种与文明社会影形相伴，代代不息的普遍社会现象，直到今日，它虽变换了形式，仍然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现象，成为我们今日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中之特别一种。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变迁的加剧，文化传播的迅捷，以及社会转型的一系列联带效应，致使婚姻、家庭、社会主次文化冲突加剧，凡此种种也都具有诱发乞丐问题的潜在可能性，并使乞丐现象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样式多端的面貌。
四文化张力(1)
上面我们分析了乞丐现象产生并延续的种种原因，它们多属社会经济的、制度的和环境的，是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结构性”原因，若再作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乞丐现象得以长期蔓延，还有文化上的“隐情”。这种“隐情”表现为：乞丐现象一经产生，便获得了主流文化的某种默许和宽容，乞丐现象、乞丐行为因此披上了一件合法的文化外衣，与此同时，乞丐行为、乞丐生活、乞丐哲学、乞丐逻辑等等，即所谓乞丐文化在社会中得以传播，并感染影响着其他的社会群体，其他社会群体或阶层在乞丐文化的影响下，每当遭遇到社会打击和人生挫折时，自愿或被迫改变他们原来的社会身份与文化，当此之际，乞丐生活与文化就成为他们一种重要的选择。乞丐文化获得主流文化的宽纵，以及乞丐文化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都会对人们投身乞丐行列产生一种吸引力与拉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张力”。
乞丐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乞丐产生以后，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他们形成了一套与乞讨生活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语言风格、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处世哲学、信仰，这些共同构成乞丐文化的主要内涵，并且使乞丐行为呈现出系统的文化面貌。
乞丐闲散放逸、得过且过、苟且无赖的行为方式，漂泊流动、居无定所、不事产业、即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消极无为、颓废顽愚、淡泊名节、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重利轻义、鄙薄伦常、侥幸投机、是非模棱的价值取向，以及实用、荒诞、媚俗的习俗与信仰即是乞丐文化之荦荦大端，凡此，都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大异其趣。乞丐文化因而成为社会文化体系之“另类”，乞丐者流也成为社会体系中的边缘分子。乞丐及其文化的边缘性和“另类”特征，在传统社会中是很难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中获得激赏、引发共鸣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追随并遵从着主流文化，然而，主流文化并不是观照四极八荒，也不可能涵盖九流三教，这就为包括乞丐文化在内的种种色色的亚文化发挥动能影响留下了相应的空间，在主流文化力不能及的社会空间中，乞丐文化发挥着其独到的“文化张力”。
如果说众多下层民众厕身为丐确系生活困顿、百无一计之举，那么，在乞丐大军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却是在乞丐文化的张力作用下皈依其中的。也就是说，他们厕身为丐并非因为贫困，而是认同乞丐的生活态度、行为取向，追慕乞丐的生存方式与行为方式。乞丐消极颓废、闲散放逸、玩世不恭、苟且无赖、侥幸投机、鄙薄伦常的文化特征为社会中众多的好逸恶劳者、消极无为者、自由散漫者、玩世厌世者、落魄失意者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人生去向，提供了一种感情诉求，也提供了一种精神寄寓。揆诸史籍可知，各种并非因贫困沦为乞丐者，为数不少。清人诸晦香《明斋小识》载有一例，说是上海嘉定县南翔镇有一中等人家，家资殷实，儿孙满堂，生活可称富足，可这家的儿子却突然去做了乞丐，家人族人怎么劝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他是父母的独生子，外出漂流乞食，父母不忍，他却对父母说，天下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当乞丐了，他让父母与孙子去共享天伦，自己仍旧去做乞丐。又如薛福成《庸庵笔记》载：乾隆朝有一八旗出身的制军，当初曾富贵一时，家中姬侍僮仆拥门，后因挥霍无度，家道中落，制军罢宫以后，已穷困不堪，终至沿街乞食，这位制军每每行乞于王公贵人家，毫无愧赧之情（以上转引自曲彦斌《乞丐史》）。北齐后主高纬、南朝大将曹景宗，唐代名士裴休以及五代文士韩熙载等人的举止固然在很大程度是变态心理所驱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乞丐文化即乞丐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等等对他们的吸引仍是这些看似“怪异”的行为的文化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