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方胜男吃得很慢，心里不停地琢磨着下一步的应对之策，反正不甘心就这样被这胖女人带到姓郝的面前邀功，更不愿就此认输。白秘书非常有耐心，好像料到了一根根面条不会很快进入方胜男嘴里似的，索性细细地摆起了她儿子的事情。她说她儿子叫曹儒鹏，起名的时候她爱人可费了老劲，这个字典那个词典翻来找去，就差动用《辞海》了。她说她和她爱人老曹三十岁时才有的孩子，当时一看是个带把的，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可说啥也没想到，那动了几天的脑筋才定下来的名字竟然跟他儿子就像两极一样，永远沾不上边。她说她跟老曹是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一起插了队，一起回的城，一想起呆呆傻傻的儿子，她这个做妻子的心里总是觉得对不住即是发小又是丈夫的老曹。她说她儿子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很正常，而且还特聪明，八岁那年因为淘气从一道两米多高的墙上掉了下来，磕了后脑勺，才摔成了这样，智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那个年龄。她想申请个指标再生一个，老曹就是不同意，说她这么大年纪了，怕她身体受不了，落下病根。
白秘书的絮叨方胜男根本就不往耳朵里装。心想，跟我扯你儿子、扯你老曹干什么？她越发细嚼慢咽，为的是多一些思考的时间。然而下面的话却使她不得不留意了起来，而且越听越细，甚至连一些“咦、哟、呀、唉”之类的语气助词都不愿错过。
“说起来呀，我这儿子多亏了郝董。郝董可是个好人。没有他，我儿子上哪儿能找上个吃饭的地方哟！他跟我们是同插一个大队的知青难友，他在一队，我们俩在二队，两队邻着，常做着伴儿来回跑上二十多里路看电影。黑黑的山道不好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危险。郝董胆子大，人也热情，总是在前面给大家引路。他爸爸是‘右派’，妈妈是‘反革命’，他人又好打抱不平，只要有看不过的事儿就坐不住。为这，他穿了队干部不少的小鞋，吃了不少亏。我们俩的家庭成分还不错，家里也常托人带来些吃的、穿的，就是全国粮票呀，钱呀，劳动布工作服什么的。他可没这个福分，老曹就每次都给他分上点儿，趁收工的时候塞给他。他也实在，从不假模假样地推辞推辞，是吃的，就揣到兜里，是穿的，立马套在身上，不过哪一次都忘不了正儿八经地说声‘谢谢’。他从小就有教养，谈吐、举止都透着一种气质，不管多愁多苦衣服老是比其他人整洁，就是在哪儿打个补丁也规规正正的，看着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方胜男一边吃一边听，还必须得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向，尤其是那帮酒徒的一举一动，一丝一毫也不敢放松。这时，只见酒徒们突然站了起来，呼啦一下全立在了地上，身后的椅子在防滑瓷砖上蹭出粗野、刺耳的尖叫，此起彼伏，响作一团。
他们是一下离开椅子的，好像是听到了某种号令。方胜男的头发根一下竖了起来，禁不住迅速溜一眼脚边的那三只灯泡，同时放下筷子，拿起了茶杯。
茶水依然是满满的，她一直未动，凉面里的花椒麻了她好几次，她都没舍得消耗掉一口，哪怕是浅浅的半口。只要一出现异常，就立刻把茶杯砸下去。方胜男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帮人举起了酒杯，接着一饮而尽，连杯沿上的白沫也一滴不剩地嘬到嘴里，发出的声响如同“抓、抓、抓”。
那帮人穿起了衣服，潦草地系上纽扣。那帮人套上或趿上鞋子。那帮人离开了圆形餐桌。那帮人鱼贯地向门口走去，前前后后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几乎撒满了半个餐厅。如果此时他们同时转身包抄过来，将必然形成一个可以封锁住通往餐厅大门任何一个路径的包围圈。
方胜男紧张到了极点！
然而，那帮人并没有转过身来，走在最前面的居然跨出了餐厅大门，接着最后一个也走了出去。不但如此，期间他们连方胜男这边看都没有看一眼。
奇怪！方胜男不敢轻易地放松警惕，目光依然跟着他们。他们的背影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窗外飘荡起半醉半醒的怪笑，而且越飘越远。
方胜男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一时很难将那帮酒徒彻底拎到局外去。她转过脸盯盯白秘书，白秘书此时的谈兴正处于高涨之中，犹如一个塞阀刚被拔掉的泔水桶，里面的液体急切得非流淌干净不可。只听她叨叨着：“唉，最后才返了城。”
由于一阵紧张，白秘书的后半段话方胜男一个字也没听见。只此一句，很难将前后连贯起来。但她还是努力地串连起来，应付道：“成分不好嘛。那个时候，也难怪。”
方胜男平时喜欢看名人回忆录，从那些文章里多少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对“文革”也有个大概的了解，面对白秘书所说的往事，来上这么一句应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话一出口，白秘书却睁大了眼睛，像是面里的花椒被方胜男挑进了她的嘴里，愣愣地看看方胜男，好一会才有所失落地说：“你没听啊！”
“没、没！你说，我听着呢。”方胜男发现自己接错了话茬，连忙掩饰，“这儿的人，好像是种花椒的，放了这么多，来不来就把人麻一下。”
白秘书的眼睛又回到微笑状，说：“看那颜色就是生的，也不知道拿油炸炸，看把我们姑娘麻的。喝点儿水，我接着说。”
方胜男装作顺从的样子喝口水，但依然不敢多喝，因为那一男一女还没有离去。此时，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落在那个粗野壮汉的身上了。
白秘书继续着：“我说我们闹返城的时候，可费了很大的周折。郝董属‘黑五类’子女，根本不敢抛头露面，只能背后出出点子，什么事都得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去当面鼓对面锣地折腾，直到听说云南的知青都回了家，我们那儿的公社干部才有所松动，顺应着形势给我们办了手续。当时多亏了郝董，要不是他出谋划策，恐怕就得晚上几年。那时是要返都返，也没人再问成分。当官的嗅觉没有不灵的，一个个贼着呢，哪儿有傻不愣登捏着老黄历不撒手的？”
“郝董也跟你们一起返了城？后来呢？”方胜男敷衍着问。
“别急嘛，听我给你接着说。返城是返城了，可到了城里之后，没想到一切都跟我们的愿望差得太远——找不到工作。我和老曹都是在父母的单位先干临时工，然后才熬到了转正。郝董可就与众不同了，返城时他父母刚平了反，本来他可以受到照顾，到他父母的单位上班，以工代干。就是从编制上讲是个工人，实际上呢，干的是坐办公室的活儿。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种轻松差事上哪儿找啊！可你猜郝董怎么着？他不干，他死活不干！干啥呢？他干起了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起的个体户。就连我们两口子……哦，我和老曹返城后第二年就结了婚。就连我们俩都理解不了他。可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事实证明，郝董是正确的。可以说，他天生一双慧眼，能看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我和老曹前两年都下了岗，实在没办法就试着找找他，看能不能给咱帮个忙，谁知道当时我们两口子还没把话说完，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干脆的：‘全家都过来吧。一个到车队开车，一个当办公室秘书，儒鹏干个简单的，当个干清洁工，你们看行不行？’你瞧，他还问我们行不行。老天爷啊，这么好的事情上哪儿找哟！后来我们全家就搬了过来，他还让我们住进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房租也是象征性地只收一点点儿。不过老曹觉得全家人都猫在人家那儿实在难为情，坚持着没进公司，在街边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哎，小方，咱俩接触的时间也算不短了，今天就给你说个实话。我这个秘书哪，说穿了就是一个高级打杂的。你想啊，我原来是个工人，写个啥、算个啥的根本就拿不起来。一些不当紧的事儿跑跑腿还可以，稍微上点儿层次的，我简直就是粗人绣花，郝董也不会使我。不就是当初接济过人家几件衣服、几样吃的吗？你看这人多仁义、多念旧情！”
方胜男对她和郝董之间的关系及其渊源不感兴趣，但显而易见，如果关系不铁，哪会跑到这里来，坐在一旁充当这种不光彩的角色？
她问白秘书：“郝董是怎么干起来的？怎么就干了今天这么大？”白秘书先是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下：“咦——，说起他的事业来，三天三夜也给你唠不完。总之，是个人物！”然后站了起来说，“你的面也吃完了，咱也该走了。”
方胜男心里“咯噔”一下。这句话是不是说：“你也吃饱了，得跟我走了，省得路上再麻烦！”
她尽力稳住神，警觉地溜一眼那个壮汉。壮汉依然在与他娇媚的野花卿卿我我，但恰在此时，一对贼唧唧的眼珠竟忙里偷闲地朝她瞟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