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的重要讲话. 会后林老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指出要克服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必须首先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的困难.林老主持边区政府工作时，尤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减租、农贷、移民、变工合作、改造二流子、奖励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等等，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运动.林老虽然年事已高，政务忙碌，但仍以身作则，带头订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变工种粮2石交公，并做到衣被自给. 干部和群众闻讯后，生产节约热情更为高涨.3年间，边区军民垦荒达2００万亩以上，植棉从39００余亩扩展至315００余亩. 林老还积极组织兴办工厂，亲自帮助勘定厂址，物色技术人员，纺织、农具、皮革、造纸等工厂陆续办起来了. 国际救济总署的人来边区考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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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惊讶地说：边区的产品很不错呀，我们给了国民党那么多的钱，他们却什么都干不出来！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公家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耕三余一”
，甚至“耕二余一”
，财政平衡，物价稳定，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这不仅打破了当地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有着战略意义.1947年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进犯边区，边区军民打了一年多的仗，粮食供给就没有发生严重困难.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也凝结着林老的心血.林老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疾苦决不可漠不关心，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 旧社会留给边区人民的是文化十分落后，迷信愚昧严重，文盲人口曾占边区人口的9０％.林老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目光要放长远，要着眼于为新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他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调配，总是尽力给予支持.1936年以前，边区只有12０所小学，近2００名学生，至194０年发展至1341所小学，41458名学生. 一些中等学校及延安大学等也举办起来了，还兴办了大批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学校. 边区原来卫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群众，一些地区婴孩死亡率竟达6０％，2００多个巫神到处招摇撞骗.林老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培养中西医生，发动他们到民间服务，改造巫神，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乃至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新法接生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解救人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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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事，林老都亲自抓，努力改善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林老和边区人民心连心，他的生命和着边区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边区人民也十分敬爱林老. 记得有一次边区民主选举参议员，群众在投票时议论说，白胡子老头林主席，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办事，经验多，领导能力强，一定得选上.结果，林老在民主选举中得票最多. 全国解放前夕，林老奉命离开边区赴西柏坡，边区召开欢送大会，许多干部、群众泪眼莹莹，对和他们同甘苦、共呼吸多年的林老，十分恋恋不舍.
四、光明磊落，为人师表
在和林老相处中，我觉得他立身行事，律己甚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徐特立同志称赞林老是“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林老在党内年资很老，但他从不自视特殊，总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要求.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时，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名流”了，但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对于年轻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和支部书记徐彬如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们所布置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努力去完成. 当时他每月工资3００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党费，个人生活却很俭约艰苦.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林老总是不计个人和家庭利益，坚决服从党的安排.1932年他从苏联潜返上海，当时妻、女都在同一城市，但因工作需要，他临家门而不入.在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时，他爱人范乐春同志正值分娩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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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决定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林老表示坚决服从，并且语重心长地对爱人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一切；你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
后来，范乐春同志不负林老所望，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坚持在闽西根据地艰苦地进行武装斗争，直至不幸病逝.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是一位正派人. 林老经常教育干部要有正派作风.他说：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因为马列主义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在陕甘宁边区，他总是努力深入群众，调查实际，掌握具体情况. 我常见到他在早晚散步时，用一口流利的陕北话和老乡攀谈，群众中的一些思想情况和生产、生活问题，往往就摸到手了. 有时他从重庆、西安一返回延安，就柱个棍，挨着窑洞一个个走，到各厅、处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就循循善诱，及时指导. 他不辞辛劳，经常率领同志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调查情况，检查工作，向群众汲取新鲜营养.1943年春他下农村1０天，对春耕情绪、开荒计划、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等问题了解得十分真切，并且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 例如，当时一些地方变工搞不起来，林老发现安塞县卫家塔大变工队有效地组织了劳动力，变工开荒取得很好的成果，用事实向群众宣传了变工的好处.林老立即在亲自撰写的文章中宣传、推广这个先进经验. 他热情歌颂劳动群众：“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并且说他这次下农村，“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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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常说：满招损，谦受益. 他谦虚谨慎，勇于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于解剖自己. 他认为，必须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才能冲刷党内难免存在的坏东西，整顿好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进.在整风运动中，我听到林老开豁坦达地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掩饰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胸襟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像古话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他还说过，批评帮助同志，就像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疗”
，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在那‘天人交战’的关头，有走向正确方向的勇敢精神”。这些精隽的语言，多么启人心智. 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工作中他一旦发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总是主动作自我批评，加以纠正.1942年他到甘泉、鄜县两地检查工作，曾批评了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差.194０年胡宗南反动军队侵犯边区被击败后，严酷的战争考验证明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好的. 虽然事隔6年了，林老却专门对鄜县的县长郑重地说：“实践证明过去我对你们批评错了，请你一定向县里全体干部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
这位县长很感动地说：“不必了，我们的工作也确有缺点.”林老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林老善于团结全体同志，十分关怀爱护干部. 他工于诗词，在延水之畔发起组织“怀安诗社”
，借此和党内外一些老同志、老知识分子团聚一起，磨砺革命情操.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诸老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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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青年干部，他没有长辈架子，也能打成一片. 有时他到我的窑洞来下围棋，落子爽利如其性格，他指敲棋枰，不知不觉就和我谈起心来了. 有时他教大家引亢高歌革命歌曲：“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火热的战斗激情，把他和年轻战友们熔合在一起. 他是边区一府之长，却平易近人，谁有事去找他，他总是拨冗相见，谆谆教诲，从不厌倦. 工作中发生了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 因此，大家都愿意对他讲心里话，觉得他就像是自己家中慈爱的老人.
五、光辉的一生
林老从一位老同盟会员，变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从大元帅府的参议，变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他的一生走过了不平凡的不断进步的路. 他认为，他是抱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忱，向着真理，走上了实现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必由之路，这条路，是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合乎历史逻辑的进步之路. 他总是热心盼望和帮助一切爱国的党外人士，一起来走这条进步之路.林老多年襄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对他的先师十分崇敬. 孙中山不愧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从旧三民主义到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林老直接参与了这个转变，对孙中山的进步起了积极的影响.在李大钊和林老的介绍下，孙中山1921年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和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会晤，后来发表了著名的《孙中山越飞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