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狩猎部落的艺术作品都显出极度的一致性；不论在人体装饰上、在用具装潢上、在造型艺术上、在操练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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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结论562
诗歌上，甚至在音乐里，我们都在各个民族间一再遇到跟其他一切民族相同的特性。这种宽泛的一致性直接证明了种族的特性，在艺术的发展中并没有断然的意义。原始艺术的一致，跟原始人种的分歧，站在极其矛盾的地位。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来，澳洲人和埃斯基摩人是两种绝不相同的民族；然而他们一边的装潢往往是极其类似那一边的，倘若我们不能在装饰物的形式和材料上找出一点线索，我们有时候竟难决定某一特殊图样的渊源。谁如果将澳洲人和布须曼人的岩画作过比较，又将澳洲人和布须曼人两种民族的本身作过比较，就难有勇气拥护泰纳（taine）的学说——说一个民族的艺术首要的是他们种族性的表现；至少不会以为有泰纳所宣称的那种普遍妥当性。可是我们也不否认种族的特性对于艺术发展的影响，虽则我们不能正确地指定它。我们只是说——以我们研究的结果为论据——这种影响，在文化的最低阶段中，对于艺术的主要性质，并不是断然的，最多也不过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只有在一种艺术的发展中——就是音乐——可以有一种较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关于原始音乐的知识太肤浅，还不能证明它。我们在这里也还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就是种族特性对于艺术的影响是不是随着文化和艺术的进展增大的。
当我们看到民族的个性、个人的个性，常同他们的发展有不断增加的力量发生时，我们事实上是只得承认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好忘记高级民族的种族性质比较低级民族还要不纯粹和不单纯得多。
原始艺术的一致性明白的指出了由于有一个一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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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个一致的原因，我们已经从那在各种和各处的狩猎民族间都有完全一致的性质，而且同时在一切民族间都有最强烈的影响及到文化生活的一切其他部分的文明因子（即求食的方法）上找到。然而我们还不能将各种情境和各种方面上原始生产方式和原始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追究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是大体已经将狩猎生活在艺术起源中的意义弄明白了。这实在是必须留意的大事。各种艺术除出音乐当初就有一种特殊地位的而外，在最低文化阶段里，都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明白地显出直接或间接受着那些简陋无定的狩猎生活的断然影响。我们不能在一切艺术中，明确地证明这种影响，如像在绘画和雕刻中一样；那些狩猎民族所特有的种种人和兽的神似的绘画和雕刻，很明白地对我们显出来，那是特别在狩猎民族中发展到了十分完全的生存竞争的能力在审美上的成功。
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大体不能不凭藉他们所生存的地理和气象的条件。狩猎民族所以仍然是符猎，并不是因为他们受能力缺乏的限制而一开始就停止不前，如旧时的人种学家所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故乡的特殊性阻碍了他们向较高的生产方式发展。在这点上，我们以最低文化阶段的艺术为限所作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在那些专门观察高级文化阶段艺术的哲学美学家久经讨论过的艺术和气候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一个见解。但是我们在狩猎艺术中所承认的气候的影响。
是和赫德和泰纳在高级民族的艺术中所发见的极不相同。
赫德和泰纳是说气候对于民族的精神和他们艺术的特性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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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直接的影响。反之我们所发见的影响，是间接的；气候经过了生产才支配艺术。但是我们不是宣言我们已经在这中间发见了一种艺术科学的普遍妥当的法则。我们至少很怀疑是不是在高级民族的艺术上也可以证实有这样一种气候的影响；这不是因为这种条件在高级民族中更形复杂，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工具，使他们的生产事业比较少受气候的影响。文化的进展已经把民族从驯服自然之下，引导到征服自然；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变化在艺术的发达上，也能够找出相当的形迹来。
没有一种民族没有艺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最粗野的和最穷困的部落也把他们的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艺术上——就是被文明国民站在实用和科学的高台上，贱视为无谓把戏的那种艺术。用这样大的精力来对付这种在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展上漫不重要的事业，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完全莫名其妙的。如果人们用于美的创造和享受的精力真是无益于生活的着实和要紧的任务，如果艺术实在不过是无谓的游戏，那么，必然淘汰必定早已灭绝了那些浪费精力于无益之事的民族，而加惠于那些有实际才能的民族；同时艺术恐怕也不能发达到现在那样地高深丰富了罢。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原始艺术除了它直接的审美意义外，对于狩猎民族也有一种实际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论断。原始的艺术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原始的生活。
例如装潢能特别增进技术精巧。
人体装饰和舞蹈，在两性的交际上占着重要的位置，而由于能够影响性的选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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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上面已经说过，他们或者能促进种族的改良。
在另一方面，人体装饰是因为要恐吓敌人而发生的；诗歌、舞蹈和音乐，因为要它们能激动和鼓励战士，就成为社会人群抗战的城壁了。
但是艺术对于民族生活的最有效和最有益的影响，还在于能够加强和扩张社会的团结。不是一切艺术都同样地适合于这种影响。一方面，舞蹈和诗歌它们的根本特性好像生来就是去加强和扩张社会的团结，而另一面，音乐却因同样的理由差不多完全没有这种目的。除了这些内在的原因外，外界的环境也有一部分决定的力量，艺术这种社会化的职能在某一时代的某一民族中要靠那种环境才能实行。例如，跳舞，在社会人群过于广大而不能联合在一起举行跳舞的时候，就失掉了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诗歌却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呈现出伟大无比的力量。所以在文明进展的历程中，艺术的主权便从这一个递嬗到了那一个。我们认为，在狩猎民族间最有力的社会影响是跳舞；对于希腊人，雕刻已经有效地把他们的社会思想融合成一体；在中世纪，建筑术在伟大寺院的殿堂上结合了肉体和魂灵；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发出了一切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能了解的语言；诗歌那温和的声音能够在敌对的阶级和民族的武装争斗中作有力的回响。但是，虽则各个艺术的社会意义在时代的进程中已经这样地变迁了，艺术的社会意义还是继续地增大。艺术在最野蛮的部落中所实施的教育影响，也不断地扩大和高涨。原始艺术之最高的社会职能是统一，而文明人的艺术则因作品丰富繁复之故，不仅造成统一，而且更能提高人类的精神。科学充实并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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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生活，艺术也同样充实并提高了我们的感情生活。
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教育中的出种最有力量的工具。所以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也就是生存竞争中最有效力的武器之一；因此艺术必将因生存竞争而发展得更加丰富更加有力。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持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艺术对于社会福利的重要的意识已经存在于各时代的人类中了。我们可以列举一大批曾经明白地指出艺术乃是或已经是施行民众教育的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来。我们的确有权利要求艺术去致力于社会功效的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因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职能；而每个社会的职能都应该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但是我们倘使要求艺术成为道德的，或者正确一点说，成为道德化的，那我们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那种要求，等于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
我们所研究的仅限于原始的艺术，同时也只限于艺术科学工作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所指出社会学的一方面。在最低文化阶段里，至少对于我们，艺术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研究它的社会条件及影响就足够了；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其他的一切，而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以为不能分别出其他的一切。然而在高级文化阶段中，除了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外，它对个人生活发展中的价值，呈现得更为明晰；实际，高出于大多数人水平之上的最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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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者的最高创作，通常只能说是个人的影响。这个最后的情形，实在告诉我们艺术的个人的和个人化的影响，估计起来并不弱于我们已经竭力赞许的社会的和社会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