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没想到黄克瓒会跳出来反对，但既是议事，就应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黄卿，这是为何？”
“圣上所言，无非竞争择优。然而争赢的一方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人才，反而斗争本身会导致地方衙门无心政事。”黄克瓒已经在不是影射了，他就差指着在场各党骨干的鼻子骂了。
这番话已经在黄克瓒心里郁积很久，但他不敢说。万历时，沉溺酒色的皇帝不会听臣下的直谏，他直斥党争非但不会有用，反而会引火烧身。因为朱翊钧就是想让外廷争，最好争个你死我活，然后他再以仲裁者的身份站出来，维持他认为的平衡，同时也让臣子闭嘴。
可新君不一样，新君二桃“杀”三士，用郑氏移宫案和萨尔浒案，将东林党、齐楚浙以及司礼监全部搅到一起。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崔文升从郑氏的狗变成了新君的狗，把就差最后一道程序的“荐官疏”打了回去，而且没有任何人遭到罢黜。
这场斗争的所有参与方都有问题，所以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弹劾其他人。唯一能够也敢于揪着这些问题大肆攻击的杨涟事后什么话也没说，最后居然被调离京师去辽东当御史了。
新君也是在做仲裁者，不过他想仲裁的不是哪个党派，而是整个帝国。有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继续说。”除了司礼监的两位大太监和户部尚书李汝华，在场所有官员的脸色都很难看，不过朱常洛却乐见其成。如果他说的话是错的，下面的臣子却噤若寒蝉、一言不发，那才是国家的灾难。
“圣上，如果臣是新科进士。十年寒窗，终得朝廷授官，但到任之后发现有人挡在臣前面，那臣肯定想方设法地给他惹麻烦，让他滚蛋。”
“如果臣是代理官员。朝廷直接安排新任主官取代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新科进士若是与臣平级，只是有取代臣的可能性，那么臣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戴稳头上的乌纱。”
“代理官员与新科进士之间的争斗绝对不会是良性的，因为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无论最终的斗争结果怎样，一定会搞得衙门乌烟瘴气，最终受害的还是治下的百姓啊。”黄克瓒向朱常洛躬身行礼，“望圣上三思。”
“黄爱卿所言甚是，是朕考虑失当。”朱常洛点头应是。“那先令各地官员递补主官，并在春闱前后校考，优者留任，中者退回原职，劣者罢官。校考完毕之后，即令新科进士到地补缺。卿等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周嘉谟原本还再争取一下，但他被韩爌拉住了。
朱常洛点点头，然后对礼部右侍郎孙如游说说道：“孙侍郎，明年的春闱，朕想在进士科外新加一科。”
“加一科？”孙如游目瞪口呆。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它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古门阀社会以门第出身而论（征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特权局面。
但隋朝仅仅只是科举的起源，此时科举制还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各方面规定很不完善，但倒也基本确立了读书、应考、授官的基本框架。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并将科举分常科和制科。所谓常科，就是每隔一个定期举行的科考，比如到明代时，常科为三年一次。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科举就是制科了。
唐时，科举一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其中最常举行的是明经、进士两科。考试方法为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等。
至宋，进士科地位提升，科举的科考内容就变了进士科和其他科（明法、明经、）。
到元，科考制度几度废用，暂时衰落。
元亡明立后，科举恢复，但仅设进士一科。而且考试的内容非常固定，仅限于儒家经典，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目，以程朱理学为参考。同时，只能用八股文答题。
从明朝中叶成化年间开始，朝廷正式确定八股取士。
八股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不得自行发挥，不能旁征博引、譬喻联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界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八股取士自有其千般不好，但它的存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答题格式和考试内容的限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考官的主观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影响，让考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公平、更加客观。
比如，要是允许自由发挥，那不同的考生必然在文风上有所不同。这样一来，考官就可以通过文风来判断，某张卷子是不是给他打过招呼的那个人的卷子。
“对，朕要你加一科。”朱常洛重复了一遍。
“陛下，这恐怕不妥吧。”孙如游本能地抗拒，但他的理由还是非常充分的：“骤然加科势必增改考试内容，有违祖制啊。”在孙如游看来，祖制就是稳定的象征。
终于还是撞上祖制这堵墙了。朱常洛在心里慨叹道：但这堵墙已经不再是保护而是桎梏了，必须被摧毁！
“加科没有违背祖制，而是在祖制之上进行延伸。朕又没说取消进士科。”朱常洛一开始就准备循序渐进。“这样，礼部去拟一个章程，明年春闱仍以进士科为主科，主科一切不改。但增加数学科为副科，无论会试中与不中，皆可参考数学科。数学科不影响功名，不影响任官，这总行了吧？”
“考而无用，那数学科有什么意义呢？”孙如游心想。
朱常洛本来想说，数学乃是万学之父，但在儒生心里，万学之父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孔孟之道。于是他改口道：“朕只是想在大明未来的父母官心里埋一颗种子。数学乃工造、天文、会计之本。如果官员不习数学，看不懂账册、文书，又怎么知道辖地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田，该征多少税赋呢？”
“不知道这些基本的数字，到地赴任的官员还得求着知道这些数字但不懂孔孟之学的小吏，这岂非本末倒置，有辱斯文吗？”朱常洛换到儒家及地方官的角度继续说。
古代为了削减行政成本，实行“官、吏分流”的双轨制度。
官员入流有编制，吃皇粮有品级，纳入朝廷科层序列。吏不入流，一般是各衙门自己供养，做基础文书和繁杂的行政工作，不参与决策。
同时，明朝为了防止官员在地方结成自己的势力，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以及三年一届、最多三届的任期制度。而对于吏，朝廷却无此要求。
因此小吏一般情况都是由当地人担任，甚至有可能是家传。这就形成了流官、土吏这样畸形的地方治理形式。朝廷改土归流，最后却弄出了一个细碎但庞大的“世袭”吏员群体。
再加上，科举只考孔孟、程朱等道德之学。官员到任之前，除了满腔热忱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
最终的结果，便是形成了高官受制于小吏，小吏拿捏高官的局面。当然，官员可以将吏员辞退，但吏员一旦把祖传的账册带走，堂堂的青天大老爷立刻就会被架空，到时候官员还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请回来。
但孙如游没有当过基层地方官。
“恕臣难以从命，八股取士乃太祖所定之法，孔孟学说乃君子立身之本。安能违改？”
“你你说的有道理，就先这样吧。”朱常洛被气笑了，但他没有再劝，反而是和众臣讨论泰昌元年恩科的具体事由，就好像他真的被说服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