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铭站在黄河大堤上，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的小吴埽。
黄河改道北流之后，在小吴埽急转弯，这里就成了最险的河段。
一旦小吴埽决堤，下游的濮阳城立即被淹。
收起望远镜，朱铭问道：“按照你们那套法子，究竟需要多少河工与钱粮？”
赵逢吉说：“至少要五十万河工，而钱粮不计其数。究竟需要多少钱粮，暂时还说不准，但两三千万贯肯定不够。”
“我尽量筹集，实在不行就发国债。”朱铭说道。
钱能办成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但在大多数时候，却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王安石当年治理黄河失败，跟司马光斗法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他急着堵塞北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财政快撑不住了！
一直不堵北流，那边的岁修就不能停，得持续消耗维护经费，而且还得多征无数的役工。
尤其是征召役工，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当时已有许多家庭因此破产。
这可不是一年半载的问题，按照司马光的稳妥之法至少还得维持北流两三年。
那得耗费多少钱财和劳役啊！
如果直接堵了，既可节省钱财和劳役，还能尽快恢复北流黄泛区的民生。
当时双方拉扯了几个月，东流的水量达到六成时，新党迫于财政压力就想闭塞北流。
司马光说，至少要八成才可。
皇帝打算把新旧两派都派去视察，但最终只派了新党去。新党官员视察回京，说已经分流了八成，搞得司马光也无话可讲。
究竟有没有分流八成？
如果没有，是视察官员在撒谎骗王安石，还是王安石一直都知道实情？
如果有，是不是分流八成也不够？
这些事情，谁都说不清楚，只有当事人才晓得。
但有一点却非常清楚，如果当时北宋财政充足，王安石办事肯定不会那么急——毕竟他担着被罢相的风险！
朱铭望着愈发急促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钱啊！”
赵逢吉、符行中、王槐等人，静静站在皇帝身后，却是报以无限崇拜的眼神。
如此庞大的工程不是谁做皇帝都敢下定决心。
不仅仅是钱粮问题，还要搬迁好几座城池呢！
迁徙治所，重建城池，移民安置，这些钱都还没算进去。
而且摊丁入亩之后，不能随意征发徭役。地丁银肯定拿不出这么多，主要经费还是得朝廷出，财政压力相比前宋时更大。
这样做也有好处，不会把无数百姓逼得家破人亡。
朱铭说道：“我出京之前，太上皇曾经提醒，让你们束水攻沙时，一定要考虑到凌汛问题。”
“凌汛？”三位治河官愕然。
关于凌汛的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
但自从黄河频繁改道之后，凌汛反而不怎么出现了，就算有规模也不大。这可能跟治河方法有关，到处分流泄洪，让大规模凌汛无法形成。
一旦束水攻沙，可能凌汛会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有得必有失，不存在什么万全之策。
三位治河官一番讨论，由赵逢吉说道：“以前的分流河道与闸口，在束水攻沙之后也不能废弃。尤其容易造成凌汛的河段上游，应当开挖新的泄洪道，一旦遇到险情立即开闸。最好再开挖几个湖泊以作泄洪储水之用。”
……
在临河县逗留数日，朱铭继续北巡。
黄河这边没有决堤，长江、钱塘江却是闹腾起来。
南方数省，普降大雨，各处河流水位暴涨，整個浙江今年都要歉收。
民间甚至传出一种说法，也不晓得是谁编造的。
即朱国祥是真正的仁君，掌国数年皆风调雨顺。而朱铭太过暴虐嗜杀，此举有碍天和，所以继位初年就有洪灾。
各府县的地方官，一边组织抗洪抢险，一边还得抓捕造谣者。
抓来抓去，也查不到源头，折腾一番只能作罢。
当朱铭抵达沧州时，南方洪水已经退去，浙江布政使上疏请求退田还湖。
不仅是金陵的玄武湖，还有钱塘江南岸的湖泊，以及整个江南的大小湖泊。
跟王安石没有关系，全是周边富户围湖造田搞出来的。
什么王安石废玄武湖造田，纯属南宋文人故意造谣。因为在王安石出生以前，金陵玄武湖就已没剩多少了。
早在王安石“-3岁”时，玄武湖便只剩下76顷。而且淤积严重，稍微干旱就见底。干脆当做官田佃租出去，每年能收到500多贯田租。
当时的知州丁谓，上疏请求退田还湖，并调遣厢军来清淤疏浚。
然而富户们贪得无厌，年复一年盗湖为田，现在玄武湖已经变成小水池。